8.七商人的悲哀（1/2）
——读《论贵粟疏》
《论贵粟疏》是西汉大臣晁错写给汉帝的一篇奏折，用现代的话也可以叫《三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这篇章论证这样一个道理，要想国家稳定以粮为本，而要想粮食生产保持稳定增长必须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初读此，觉得写得有理有据，尤其在字里行间充满了西汉大臣晁错对农民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深厚的感情。虽然写于二千多年前，仍然让生长于现代的我热泪盈眶。但等我经过仔细的研究过后，晁错的章中虽然结构严谨、行流畅，却对问题的分析和论证却流于表面，并只能给读者以行云流水般的阅读快感，并不能以此为据解决实际问题。
晁错用了浓重的笔墨描写了农民生产过程的艰苦，“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征暴虐，赋敛不时，朝今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於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读来让人流泪叹息，大生同情之心。笔锋一转他又用同样浓重的笔墨描写了商人生活的安逸和奢侈“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紧接着晁错终于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其言下之意好象是商人们剥夺了农民们的劳动果实，并造成了农民们的悲剧境遇，呵呵，这些商人真是比窦娥都冤。
如果我是西汉时期的富裕商人要当面问晁错三个问题：一到底是谁对终年辛苦的农民急征暴虐赋敛不时的，是商人还是政府呢？二是谁逼着收成欠佳的农民借高利贷来交税的，是黑心商人还是残暴的政府呢？第三个问题，虽然部分商人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和那些骄奢淫逸的官僚相比到底谁对国家造成的伤害更深呢？诚然，在部分商人过上了比较富裕的日子甚至超过了部分官僚，但享受的都是通过自己的艰辛劳动获得的财富。可不象那些官二代们只要有个好爹就一生衣食无忧了。从此可以看出晁错作为一个生活清苦、作风廉洁的官僚对那些富商巨贾们充满了羡慕妒忌恨，他只看到商人吃肉时的风光，没看到他们经营的辛苦和风险。
在晁错的内心深处，隐藏着这样一个逻辑：国家大概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所谓士是国家的精英知识分子和领导层，理应过着优裕的生活。农业和农民是国家的基础，在受苦受累之余应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尊重。而商人们，既没有知识也没有付出象农民一样的辛苦，所以在国家社会构成中处于底层，不配享受高级生活。所以他就等于向汉帝提出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是商人们都过上了比官员舒服的好日子打击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如果大家都去经商没人种地了怎么办？二是商人的生活水平超过了政府工作人员打出了公务员们的积极性，大家都不来政府上班了辞职下海怎么办？
唉，读史到此不由让人长叹一声。晁错是政府高官，还是学大家，他占据了当时的话语权，作为他同阶层的知识分子没人来替商人分辨是非。在其影响之下，所有学作品的商人全部贪婪狡猾，“无商不奸”“商人见利忘义”成了约定俗成的形象。历代帝王都认为晁错的有理，所以重农抑商成了两千年封建时代的不约而同的国策。好在我生长在现代，精明的国家领导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晃错的认识误区，虽然重农但并未抑商，并以商补农。政策如此不但商人的幸事更是国家幸事啊。
晁错论贵粟疏（《西汉》）
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避禹、汤，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馀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民贫则奸邪生。贫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
夫寒之於衣，不待轻暖；饥之於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於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长於时，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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