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老非与老农(1/2)

舒朗与水生是自小到高中在一起的同学,这样的同学比较少。二人长相一样的俊朗,身材一般的高矮,脾气相投,就成了要好的亲似兄弟关系的朋友了。

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时候,一个夏天的夜晚。县城驻地,美丽诱人的自然湖――东湖岸边,县医院大门口,刚修完不久的柏油路,高大明亮的路灯,不到十点,就已经没有行人了。路边简易的商铺,黑黑的关上了门板,因此路边高大的路灯下,两个人影,就格外的显眼。其实再显眼,也没有人注视他俩,他二人尽可以放声大吵,一直吵得,周围的蟋蟀们都害怕得不敢吱声。

这一对最要好的同学加兄弟,就要在这里分手。

高中毕业后,舒朗与水生同时参加了高考,而且得到了同样的分数,都超过了大专的录取分数线,超了一点。

舒朗在父亲的催促下放弃了上大专的机会,分配工作,年底就要到县工商局工作了;水生要去上学,因为他要摘掉头上的“草帽子”,更何况考上的是令人羡慕的大专,那年头是百分之一的比例呢,已经让考了中专的同学嫉妒死了呢。

这就是两人之间的最大的不同,一个是“老非”考上大专,看到不是很理想,可以放弃,分配了工作;一个“老农”,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跳龙门就是烧了高香最幸运的选择。

“老非”舒朗出生在一个普通干部家庭,住在机关,高中毕业分配工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他虽然身为“老非”,那是因为户口关系的缘故。其实,他出生不到一年,就被送到了乡下,在奶奶的呵护下茁壮成长,因此,他对农村和农村人的印象、感情特别深。农活虽然不会干多少,却也样样熟悉。一直到了上学时候,他才回到了县城。

每年学校放假的时间,舒朗几乎都耗在了,慈爱的奶奶身边。在农村,他学会了背着粪筐满山里拾粪,回来后倒在生产队里的牛圈里。他还学会了锄花生、刨玉米、把玉米皮编成小辫、晒咸菜、乎大饼、搋面、挑水、推独轮车、打尜、搐猴、趴猫、打火柴枪、弯弹弓、打王八瓦等等的农活和游戏。一度还被隐居在乡村的原国民*术馆的拳师收为关门弟子,以至于学得一身的好武艺,尤其是“少林十三抓”的功底最为拿手。拳师说他手背如弯刀,手指似钢针,练武准成才。

“老农”水生生长在农村,就在县城周围不远的公社某个大队,离着上学的地方最多十里地。可是,那年代,十里地赶上了现今的五十里,走着要费好长的时间哩。水生考不上大专、中专,就只好回家,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土里刨食。

需要指出的是,在他们上初中前的那个年代的农村,非常的农村化,农民除了漫不经心的种地,其他的事情几乎不做。农闲时,满县城的大街上,一眼就看到了一伙、一伙的年轻人,都是农村人,横着膀子逛街。他们对“老非”非常不满,竭尽全能嫉妒、排挤非农业户口的人。他们发泄这种不满的方式就是,把所有的路灯全砸毁,或是对着“老非”们的家属院扔石头,或是不时长呼短叫地怪叫声吓唬“老非”们一个心惊肉跳,或是说几句离谱的流氓话,看看“老非”漂亮的女人躲得远远,哎,基本上样样“坏事”都干。他们就是当时社会的唯一不安定因素。水生天然的应该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份子,然而,水生硬是没有参与到帮伙里面去。

尤其幸运的是,当二人升初中时,教育走向了正规化,恢复了高考制度。水生就更没有时间去参与帮伙了,他被报纸上刊载的学科学少年宁波的事迹感动了,更为有了机会摘掉“草帽子”振奋,他开始订立一个从没有想过的目标:有一份按月拿工资的工作,有一辆自行车(因为他看到舒朗曾经骑过一辆足够馋得全班人流口水的飞鸽自行车,而且还是大链盒的,还是首都产的。他还试着骑了一回,付出的代价是,将带到学校的煎饼卷狗肉,给舒朗吃了一卷),脱掉母亲缝制的布鞋,穿上一双能反光的皮鞋(说明:他也没有见过舒朗穿皮鞋,舒朗的鞋和他的没有多大的差别,最好的,依旧是令“老农”们气愤的是冠以“篮网”、“压边”之类名称,从商店里买的鞋子,而且舒朗穿的鞋子经常是在大母脚趾的突出部位打个补丁,也算作是“老非”的特殊待遇)。――这就是水生咬牙切齿确立的的人生“三个一”的奋斗目标,至于那个梦,是个遥望不可及的目标。

舒朗对水生有种不用沟通的亲切感,水生对舒朗有种天然的差距感。对此舒朗说,这是城乡差别,可是水生认为这样不公平。

令水生认为不公平的事情,有一些连水生自己都认为是无法说出口的。阳刚、活力四射的舒朗,很有人缘,很多同学愿意跟着他,主要是因为关键时候他能奋不顾身的冲上前去“堵抢眼”,抱打不平,仗义执言,带头与临班的人打架。校长、教导处主任来听课,别的同学双手背起来那叫笔直一个板,极富认真地听课,他却依然如故,我行我素,双手放在课桌上,脑袋还敢左右张望。结果是,被听课老师记入在案,校长公然在全校大会上,指名道姓的怒斥舒朗。一向对舒朗比较给面子的班主任不可忍受羞辱,在班上狠狠地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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