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七章 拒执犯罪(七)(2/5)

护律师误以为你在撒谎,为了帮你摆脱罪名,便自作主张帮你伪造了一张借条?”

廖文昌犹豫了好一会儿,终于认罪了,他低着头说:“我认罪,我对不起9家债权公司,我不奢求他们的原谅,但我保证,以后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还清他们的债务。”

即便廖文昌认罪了,林刚依然紧追不舍,要求廖文昌明确回答他是否还有其他债务。廖文昌说,那都是些万八千的小债而已,不值一提。

听到这话,陈默雷心里不禁暗自感叹: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万八千的债务对廖文昌来说居然只是小债,在我这儿,千八百就已经算是大额债务了。

当然,廖文昌这话是真是假还值得商榷,但陈默雷更倾向于认为是假的,因为东州法院至今也没有收到起诉廖文昌的其他案件。

接下来,法庭辩论进入了重头戏,诉辩双方围绕廖文昌的量刑问题开展了激烈的辩论。

首先是公诉人林刚发表意见,他说:“合议庭,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事实。

被告人廖文昌利用谷少康的名义办理了一张借记卡,隐匿个人资产达1000万元,并且在执行干警对其进行强制执行时,采用暴力威胁手段阻止执行干警进入执行现场,其犯罪的数额特别巨大,抗拒执行的情节特别恶劣。

同时,鉴于被告人到案以后,认罪态度较差,在庭审过程中也没有悔罪的态度,我们建议对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而且不予考虑从轻或减轻刑罚。”

接着是廖文昌发表意见,他稍微抬了抬头,说:“我想继续让我的辩护人替我发表意见。”

秦怀远把目光转向罗小川:“辩护人,你有什么辩护意见吗?”

罗小川认真地整了整衣襟,仿佛在向律师的身份做最后的告别:“尊敬的合议庭,受当事人的委托,我结合本案案情,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首先,廖文昌的犯罪数额不应当被认定为1000万元,而应当是310万元。

司法审判重证据,重事实,重调查研究。

我方不否认,我的当事人廖文昌触犯了刑法,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罪,但有一点我需要提醒合议庭和公诉人,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廖文昌的确伪造了一张1000万元的借条。

但廖文昌是否利用谷少康的名义办理了一张借记卡,以及是否利用该借记卡隐匿了1000万元,都只是谷少康的一面之词,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实。因此属于事实不清,不能作为量刑的基础犯罪事实。

我们认为,就目前的证据而言,只能认定廖文昌隐匿了310万元,也就是转手那套复式房所得的钱款,而不是公诉人所指控的1000万元。

当然,我方不否认公诉人在法庭调查阶段所作的推断是合情合理。

但这并不排除案情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我的当事人的确是想利用谷少康的借记卡隐匿1000万元的个人财产,但那是他的一个长期隐匿财产的大概计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实施,他只是利用该借记卡隐匿了310万元,本来他想继续实施这个计划,没想到中途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计划被迫中途夭折了。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说明一点,我不敢完全断定我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敢说我的当事人是一个好人,但是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公诉人的推断也只能是推断。

所以,我方认为,在证据不明的情况下,依据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权利的原则,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这就像法律谚语所说的,刑法不仅是善良人的大宪章,也是犯罪人的大宪章。

其次,我的当事人已经当庭认罪,并表示今后会尽可能地偿还债权公司的债务,这说明我的当事人有认罪悔罪的态度。这一点希望合议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谢谢。”

秦怀远问公诉人:“公诉人还有没有辩论意见?”

林刚停下手里的笔,说:“有。刚才辩护人的意见听起来是有些道理,但我要提醒辩护人一个事实。

证人谷少康是个生意人,如果他没有帮助廖文昌隐匿了1000万元,如果他才是这张借记卡的实际使用人,那他为什么要做出对这1000万元债务兜底的承诺,这不是一笔赔本的生意吗?他这么做不是很不合常理吗?”

“不,他这么做是合理的。”罗小川解释说:“谷少康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财产,不管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还是310万元,都已经涉嫌犯罪了。

而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取得债权公司的谅解,好尽可能地争取缓刑,因为即使他事实上只是帮助我的当事人隐匿了310万元,但借条上所记载的数额却是1000万元,这就不得不让债权公司产生合理的联想和怀疑,认为他实际上帮助廖文昌隐匿财产的数额是1000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作出1000万元的兜底承诺,他恐怕很难获得债权公司的谅解,也很难争取缓刑的机会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 请记住【执行者说】最新更新章节〖第一百二十七章 拒执犯罪(七)〗地址https://www.xsdd.net/520/520487/126_2.html